正德繼位後大張旗鼓的改革終於開始了，其實在此之間劉瑾已經做過一次改革，只不過那一次是令出於中，而且本不經朝臣廷議，所改革的容也是五花八門，怎麼能控制人怎麼來，而這一次雖然只有十條，卻條條直指整個天下最尖銳的幾項問題：吏治、稅制、土地、兵制以及部分學制。

劉瑾當政時大權獨攬，但凡對他的改革有反對者立即以各種名義逮捕或罷，而這一次卻是閣、六部‘倡議’下，科道系統全擁戴下出臺的，而且楊凌和閣的人反覆探討，針對可能出現的各種詰問從政策上予以完善、堵塞，每推出一條，都詳細說明舊制的弊端，新制針對哪些部分，爲什麼做出改，令得反對者也無法開口，所以皇帝一經批準，政策推出異常順利。

《大明勘法》、《大明募兵法》、《大明稅賦法》、《大明工商法》、《大明移民法》、《大明科舉法》、《吏考法》一一出臺，在大明腹地正在用兵剿匪、西北江山風雲突起的時候，給渾噩陳腐的朝綱注了一清泉。

朝廷中的有識之士並不，尤其是這次流民造反真的了改革的強大助力，造反者短時期竟然聚起這麼多響應者，北方幾大重鎮無數富紳豪門不但破家而且滅門，朝廷財政拮據的現象，把他們從太平盛世的幻象中打醒過來，這種種慘劇對他們深有。他們也知道民意不可違，朝廷是該進行一番改革了。

正德皇帝下旨，再次明確減免京畿，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稅糧，並宣佈流民復業者。給廩食、廬舍、牛種，以流民之心，並對去關東移民者施以種種優惠政策，開拓土地歸個人所有、三年之不納錢糧等等，這一來許多正常人家也了心思。

尤其家中子較多的，包括所多軍戶人家，因爲按照民間慣例，家產是由長嫡子繼承的，其餘諸子只能自謀生路，趁著年輕在關外創下一片基業，擁有自己的土地、田莊，何樂而不爲？更何況這些人沒有後顧之憂，一旦失敗再返回家中就是了。於是許多在家中不是長子的年輕人都紛紛報麼，東北三衛擁的移民開始增加大批不攜家眷的拓荒者，這些人將爲團練部隊的主力。

朝廷部也進行了整頓，現在閣當中以焦芳爲首，但是李東的激流勇退給了這位晚年才得以一展報復的焦閣老很大。他主請旨，以老邁之巡視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這些地方共用因戰而離散家鄉的難民三十餘萬，這些人都是隨時可以點燃的乾草。現在他們雖然到乞討，還看不出子，可是隻要今年冬天這些人得不到安置，無居住、沒有穿、沒有飯吃，造反還將隨時發生。

焦芳請了聖旨，以欽差份巡視地方，督促各地府城倉存糧減低價格，折納鈔票，糶給農民，並令諭以上各地布政使在流民較多的地方，編裡甲，新立鄉都，就地安置，防止他們繼續流竄。

流民較零散的地方，則就地安於附近各州縣原有的鄉都戶籍中，但也新立里長，加以管理，更各撥給境荒田或黃河退灘地，又量給耕牛種籽，使流民得以從事生產。農民有房有地，有了生存的希，就絕不會把腦袋系在腰袋上去造反。

朝中大事由楊廷和主持，爲實際上執掌朝政的人，這也是微妙的權力調整，爭取到楊廷和一派的全力支持，楊廷和革除弊政，減輕窮困地區的漕糧和賦稅，遣返宮樂人，釋放無辜囚徒，清查空餉兵額，僅這些每年就爲朝廷節省財賦百萬餘兩。

江南士紳趁機鼓他們的利益代言人，請求降低江南賦稅，對此楊廷和卻堅決拒絕，江南是楊凌改革的重點，這些員見楊廷和不允，便轉而去求楊凌，不免說出楊廷和許多讒言來，又將江南百姓的苦說的十分不堪。

江南富甲天下，楊凌是知道的，江南百姓富過其他地方，這一點他兩下江南也深知肚明，楊廷和的窮地徵、富地多徵有點類似現代的個人收調節稅，是一項很有效的稅收平衡槓桿，所以楊凌對他十分支持，對這些遊說員全都打發了回去。

兩個人雖然由於楊一清的原因，私不太好，卻都能以大局爲重，彼此心照不宣的配合著對方行。其實要說江南百姓賦稅重，其實並不假，但是原因不在朝廷賦稅重，源仍在土地兼併和舊的稅制。

土地兼併本並不是問題，如果土地全部歸於國有，那算不算一種最大的土地兼併？土地是國家的也好，富紳的也好，他總要找人種的，就算真有那權力把土地全部返還農民，讓人人有自己的土地，農民無論是持家理財也好、種地經商也罷，素質同樣有高有低，過上百十年，優勝劣汰，土地還是會很自然地向部分人手中集中。

問題是土地兼併者都是皇親國戚、權宦世家，他們一旦把土地集中佔有，就利用特權瞞田逃稅，土地被兼併愈多，朝廷的稅收愈。皇親國戚、有爵位的勳臣、有權勢的太監、有功名的鄉紳，倚仗特權，賄賂府，佔戶口，瞞田稅，逃避差役。

這樣朝廷稅賦就全在自耕農上，朝廷制訂的原有稅賦是人頭稅，這些沒有特權的農民田地沒有多，納的賦稅卻越來越多，於是越來越窮，田地不得不典當給富人。轉而爲佃戶，於是朝廷的賦稅也每況逾下。

一條鞭法、攤丁畝，從賦役制度上解決了這個難題，打擊違法豪紳的特權。同時據各地貧富、土地薄，方制訂田租地最高比例，不允許他們過份盤剝農民，這就解決了這個難題。

朝廷新的土地條例、稅賦制定把舊制弊病說的清清楚楚，而且新的稅法只是將豪紳們地稅賦重新納朝廷府庫，不能再賺黑心錢而已，他們照樣富甲一方，所以既不至於把他們到造反的地步，也不敢在朝廷上下一致同意推行的新政上做文章，科道那些筆桿子們可正瞪著眼睛等著抓他們的病呢。

這些人憤恨難鳴，便把火發在新政的首倡者楊凌上，不斷上疏攻擊他違制參政，擅理朝務。楊凌對此早有準備，楊凌立刻就“病”了。

楊凌一“病”馬上就上奏。請求封還皇帝授命他主持剿匪、改革朝政等事宜的意，說他患了重疾，恭請歇養病，氣得攻訐他的那些員乾瞪眼。跟著就傳出楊凌要納妾的事來，弄得這幫人哭笑不得：染重疾？寡人之疾乎？

可是你攻訐我干預朝政。我就回家討小老婆玩兒啦，你還能怎麼樣？

楊凌的無賴打法讓這些人一時還真的想不出應對之策了。

現在的正德皇帝可不比當年，廷牢牢控制在他的手中，閣和六部、科道全都擁戴皇帝的新政，他纔不在乎數員的反對。

正德皇帝三天之連下三詔，而且下的不是中旨，而是通過閣下達的正式詔書，要求楊凌輔政理事，這樣的詔書是要抄在邸報上給羣臣們看的，正德就是明確表態告訴天下人：朕支持他！

據廷一些小太監流傳出來地話說，這三道詔書皇上是罵著人說的，不過經過楊廷和潤筆，可就斯文多了。

第一天一大早，司禮太監杜甫捧著第一道聖旨就來了：“綱紀敗壞、國力疲弱、軍隊腐化、財政拮據，皆員玩曷舊政所致，楊凌一意振刷，如久旱雨，朕深切依賴。今國事甚急，豈國公釋肩之時，自棄前功耶！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爲人言所阻”。

楊凌接旨，謝恩，婉辭。

第二天一大早，杜甫抱著第二道聖旨又來了：“方今國家維艱，須卿鴻猷匡濟，共圖化理，豈可以浮言堅求去。卿朝之柱國，朕之臂助。國公不可參政，非我大明律法，不過約定俗之腐制耶，輔臣楊凌當速出視事，莫負朕恩”。

這話皇親國戚、勳臣功卿們全聽，那不是自己以後也有機會在朝廷臉了？就連因爲改革新政，自己賺了錢的人都拍手稱快，當然啦，現在楊凌開闢海運，他們財大勢大，爲海外通商地大贏家，獲利巨，也不怎麼在乎從土地裡多刨的那點食了。

楊凌接旨，謝恩，繼續婉辭。

第三天一大早，杜甫拖著聖旨繼續出現：“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何在？剿匪事急、改制事急、民事急、振國事急，楊凌早早還朝視事，九卿科道不得妄議，再有擾誹謗者，一併鎮司究治！”

楊凌領旨，謝恩，回覆皇上說：“君上如此重，微臣激涕零，臣待病恙稍好，一定立即還朝，殫竭慮爲皇上分憂”。

帝聞之大悅，第二日散了早朝就擺駕出城，去登門探自己的肱之臣，以示恩遇。

那些攻訐的朝中員一打聽，敢威國公今天納妾，他們鼻子差點沒氣歪了：這和太子爺登基爲帝時，文武百得三次促請有啥區別？這不是明擺著玩人呢嗎？

玩的正是他們，舉重若輕，遊戲人間，於聲犬馬、荒唐嬉戲之中，行大道於腐儒酸丁、貪污吏之眼前，正是這一君一臣的拿手好戲。

楊家並沒有特別的隆重裝扮，雖說楊凌份貴重，可是納妾就是納妾，照理說本不需要太鋪張的排場。皇上納個妃子還是從角門兒往宮裡一擡就完事呢，民間非娶妻那是不算甚麼大事的，太隆重了反而讓人笑話。

不過楊凌今天是行西式婚禮，而且皇帝也來參與。這可算是極大的榮了。

榮的不只是楊府上下，雅各思等神父們同樣覺得極爲榮。這還是他們到了大明之後第一次主持結婚典禮，所以教堂上下飾一新，神父們都穿上了嶄新袍子。

上次教堂落，皇帝前來參觀，在京師引起很大轟，現在他們已經發展了兩千多名教徒，雖說大部分是中老年婦，不過這一年的績可比他們以前混的象化子似的幾年績都高。現在皇帝再次到來，而且要求舉辦婚禮的是大明的公爵，影響勢必深遠。

他們現在已經同國取得了聯繫，甚至教皇那裡也聽說了他們在東方的重大進展，教士們正在組團購船，吸收志願者，募集科學、文化、宗教各方面的書藉，準備更大規模的派遣傳教士往中土傳教。

散佈在日本、呂宋等地的傳教士通過商人們聽說他們的教友在大明的發展也迅速往這裡趕來。因爲他們在當地傳教比在大明更加困難，而且日本、呂宋等地的當地人爭論時總喜歡把中國古人的言論、看法當權威。

甚至他們傳教時到的當地人的訕笑都是大意相同的話：“連大明朝的人都不相信你們的神，都不相信你們的理論。拿來騙人了”。大明在周圍小國的文化影響如此之深，所以他們覺得只要先攻破這個堅壘，在其他地方傳播信仰和教義就容易得多。

楊凌同樣不敢小覷他們的作用。那時的西方教會，總是隨時掌握著西方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最新知識，明末中國的“天主教三柱石”徐啓、李之藻和楊廷筠就接了許多西方知識，在數學、天文、曆法、軍事、測量、農業和水利方面頗有建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