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一此番決心頗大。

　做任何事都要未雨綢繆。

　遼東的未來已經可期。

　只是將來這遼東是誰之天下，卻是張靜一一直猶豫的問題。

　經歷過明末世之人，大抵都會產生兩種價值。

　一種是人命如草芥，放眼看著四的殺戮，見這流千里，便滋生出了麻木之心。

　既然人命不值錢，既然別人的錐心之痛本是理所當然，那麼自是寧教天下人負我，不教我負天下人。

　因而，世盛產的多為梟雄之輩，他們的早就涼了，心也早就剛如堅冰，他們爾虞我詐，謀算一切，一切都以自我的利益為最終的考量。

　正因為如此，天災之后，總是人禍，人禍的源，恰為這些一切以自己利益為準繩之人。

　卻殊不知，歷朝歷代，這般的梟雄，又有幾人可以善終，就如當初第一個提出皇帝者兵強馬壯者也之人一般，當他手握大權之時，耀武揚威，固然可以不可一世，他可以大開殺戒，可以將皇帝如豬狗一般的揪出來，隨意屠殺為樂的時候，想來一定想不到，這世上終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兵強馬壯之人，將他和他的子孫揪出來，而后碎尸萬段。

　所以這一條路是走不通的。

　歷史上，曾出現許多的圣賢，這些圣賢四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張，某種程度，就是希建立一套秩序，遏制前者，因而，世出梟雄，往往也出圣賢。

　誠如當初孔子禮崩樂壞之后的慨，繼而希據周公的禮法，推行出一套新的禮制，讓人們不去通過兵強馬壯的殺戮來決定高低，而是妄圖建立一套禮制來決定人的高低。

　其實孔子這一套，在當下而言，確實可笑，不但不切實際，而且在后世儒家弟子們攫取利益之后，早將他的理論歪曲了。

　可不得不說，在他那個時代，在那群雄并起，諸侯們耀武揚威，人命如草芥的時候，孔子提出的禮制，絕對稱得上是圣賢了。

　現在的問題在于，一些巨商已開始出現，這些巨商與梟雄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同樣都是利益最大化，同樣都以自的利益為準繩，如果修改一個律令可以令他們得利，他們就會修改律令，如果踐踏一個律令可以使他們牟利，他們也定會在所不惜。

　這無關人的道德，而在于當你為了巨商，那麼你的立場和思維方式，其實就已經和蕓蕓眾生不同了。

　換一個角度來說，若沒有這樣手段，沒有這樣的狠辣，又如何能夠在商人之中穎而出，為巨商？

　同樣一個買賣，你稍有仁慈，你的收益就會比其他的同行。

　可問題在于，商業競爭的本質不是你賺多他賺的問題，商業競爭最終走向的就是本就是大魚吃小魚的游戲，你賺的，意味著你承擔風險的能力會減弱，任何一次市場的，那麼你的仁慈便會教你破產，淪為貧民。

　這其實就和關的地主一樣，真正肯行善，舍不得下力氣榨的，就意味著在土地的收益減，你囤的糧食不夠多，平常的年景倒也還好，可是一次天災來臨，別人的糧多，會在天災時趁機大肆兼并，會囤貨居奇，大賺特賺，而你卻因為糧，收益暴跌，甚至不得不賣田賣地來度過危機。

　因而，巨賈對于這個時代而言，道德上絕不可能比士紳要高明多，甚至張靜一覺得，商賈的道德水平可能比士紳要低得多，士紳好歹還會顧念一些鄉，好歹還讀一些假道學的書，可商賈奉行的卻是真小人的理論，是赤的攫取利益。

　之所以張靜一依舊還依賴這些商賈，只是因為當下工商生產力更高，生產方式更為先進而已。

　只是不能就此放任下去，因為一旦無節制的放任，后果也極為可怕。

　既如此，那麼就必須得有一個政治實對其進行平衡。

　一個單純的組織是不牢靠的，必須這個組織之中，容納了東林軍、錦衛還有文吏系統，并且在這組織上，建立一套新的‘禮法’。

　當然，在將來，這個組織可能會有人被腐蝕，也可能有人會和商賈同流合污。

　可是……這樣的組織也會天然與巨商群產生一個巨大的矛盾，那就是，這未來的天下，到底是誰說了算的問題。

　張靜一要的是有一個群駕馭巨商，這就足夠了。

　而且當下，這個組織的主要發展人群來源于文吏和軍校，以及錦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