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論,其實也分科,就是分專業,進士科是最多人考的,也是錄取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
其次還有九經科,五經科,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法,明算……
還有一種考試作“製科”,另外考的,這就是直接對應職的考試,以後,蘇軾蘇轍兄弟考上進士之後,因為守孝的原因,錯過的員遴選安排,就又考了製科。
製科這種東西,就像是進階考試,考生主要來自已經有了當資格的人,乃至已經當過,因為守孝或者生病之類又冇當的人。
後來王安石變法,就把其他科都給廢除了,隻留進士科與製科。
今年策論題,狄詠一眼看去就悉,竟然是:浮費彌廣。
這個事,狄詠昔日與司馬談論過,今日卻出現在了考題之上。
為什麼?
倒也不難猜,仁宗一朝,缺錢是朝廷永遠的命題,這段曆史時期裡,幾度變法,有慶曆新政,後來有王安石變法,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國窮民富。
所以這段時期,朝政朝堂之上,談論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給朝廷賺錢。連仁宗趙禎自己都節約到了極致,捨不得吃海鮮,捨不得穿好。
乃至後宮妃子收到臣子幾匹蜀錦當禮都能高興得到炫耀,文彥博就是因為這事而被貶的,這蜀錦就是他送的。
窮,就是這個時代的基本問題。不論保守派還是改革派,時時刻刻都被這個問題困擾。
哪怕是司馬這種保守派,他也會經常思索這個問題。王安石變法,不是不好,卻也不像許多人想的那麼好。
王安石變法,其實很不功,很多主要的政策,都變了政,比如王安石為瞭解決民間高利貸盤剝的事,也為了給底層農民提供渡過難關的借貸,所以讓府給百姓提供借貸服務。
這個想法是好的,卻是造了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府強製百姓借貸,一來為了政績突出,二來也為了賺取其中利息。
又比如保馬法,因為缺馬,讓農戶百姓為朝廷養馬,朝廷再來收購。這看起來又是好政策,利國利民。但是實施起來就問題重重,馬這種東西,百姓連獲取渠道都冇有,馬自然來自府。
但是馬到百姓手中,那就了一個累贅,馬要吃得好才長得好,但是又不能像牛一樣做大量的苦活累活,單養起來,那真是耗費巨大,普通百姓又冇有遠門出行的需求,所以馬在百姓手上幾乎等於一點用都冇有。
而且馬還金貴,特彆是在緯度較低的地方養北方馬,一冇養好,就病了,治病要花錢,一個不慎,意外還死了。死了,得賠!反而讓有一些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哪怕是養大了,大多數農戶也並不能把馬養得膘壯,最後收購價格也是府定奪,那些差吏也要上下其手從中牟利,農戶自然也還是賺不到錢。
王安石變法之中,如這種想法很好的政策,卻造了不好的結果之事,比比皆是。
說白了,王安石變法,失敗就失敗在政府行政能力不強,執行力有問題。換句話說,也有王安石太多的一廂願。
這裡麵,就要說一說倒黴的蘇軾了,蘇軾便是看到了這些問題所在,所以他最早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所以被貶了,甚至因此還在史臺坐了三個多月的牢獄。
司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他反對的理由很多人不瞭解:這個時代勞生產的總收穫基本是固定的,府想要更多的收,那百姓必然失去了部分的收。
這有道理嗎?以理論來說,還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時代不比後世,生產力會不斷快速增長,這個時代的生產力出產基本是固定的,府富了,這錢自然就是從百姓來的,百姓就相對窮了。
但司馬這種想法,也是過於聖母了一些,冇道理的地方在於,這天下真正的富,不在底層百姓,而在士族階級。
待得王安石變法因為種種問題被無數人詬病的時候,難以為繼的時候,司馬上臺了,他全盤否定了變法,這是來自廣大士族階級的反撲。
這裡又得說一說蘇軾了,他因為反對變法而倒黴,因為變法失敗又崛起了,一度居三品,見得司馬又全盤否定變法,他又不爽了,覺得新法之中有些政策還是好的,又反對司馬全盤否定變新法。
然後蘇軾又被貶了,還越貶越遠,一直貶到了海南,開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
其實不難理解,王安石是激進派,卻有許多失敗。司馬相對王安石來說是保守派,也有許多失敗。蘇軾,是中間派,比較實事求是,卻是最慘的一個,兩邊得罪。
所以……
蘇軾,必然是事功學派的代表人之一。這是狄詠早已打定的主意,隻等蘇軾京了。
不論哪一派,其實都在為朝廷窮狗而想儘辦法,隻是各自屁不同,想的辦法自然也不同。
狄詠要寫策論題,得幾邊考慮,一邊是皇帝,仁宗皇帝趙禎,那是有銳意進取之心的,不然不會有慶曆新政。
所以狄詠這策論,可以寫得激進一點,借鑒一些王安石,也來一些自己超前的見識。
但是而今朝廷之上,保守居多,都是士大夫屁,就不能太過激進,否則可能連榜都上不了,這也是問題。
這其中的尺度拿,狄詠倒是擅長,先論錢都浪費在哪裡了,三冗之事也詳細說一說,冗員,冗兵,冗費。
冗員,就是那些多餘的吏,養的無數閒人。
冗兵,就是那些冇有用的兵馬。
冗費,自然就是朝廷花的錢,什麼造宮殿、造園林、搞大排場……
這是說節約,然後說天下的錢都在何,還有就是宋朝特彆繁茂的商業活的稅收,如何加強商稅,如何開源,找誰“拿”錢的問題。
這個策論就差不多了,但是也要出一點暴論才行,要一個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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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