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第九天，應轉至位于更北方的紅革命據地舊址，進行B組的農村戲份拍攝。

原本順利的拍攝從這一天開始出了問題。按影片的學設計，在農村的戲份是寧靜的、和煦的，冬季的母親河泥沙沉淀，清澈地在平原上平緩流淌而過，白鷺起落，風穿行于沿岸的蘆葦間，溫熱悠長。

但天公顯然不作，先是應的那班飛機因為沙塵暴和雷暴而遲遲無法降落，最終被迫降在兩百公里之隔的鄰市。為了不耽誤進度，劇組聯系了車輛，將連夜載往片場。但后半夜暴雨驟至，傳來前方小段公路塌方的消息，只好繞道另一條砂石路。

這路經過礦區，平時都是大型工程車和火車進出，早將路得坑坑洼洼了。開了一半，這臺臨時調度來的商務車果然拋錨，冒雨搶修兩個小時后再度上路，抵達劇組時，已是凌晨五點。

B組的制片主任是臉兒，杜若堂，圈人喊他老杜，油得捉不住，慣會捧高踩低看臉行事的，見應遭了這麼大罪，隔著兩里地就開始喚：“應老師應老師我的應老師，哎喲，按說走公路也就仨小時的事，誰也沒料著塌方啊——打噴嚏了？巾呢？怎麼沒人給應老師送熱巾？我帶您去房間，您扶著點我……”

應一連打了好幾個噴嚏，白球鞋剛一下地就是一腳泥。

“這里還下雨？不是缺水嗎？”俊儀跟在后面問。

“是啊，”老杜連俊儀的話也墊著，“可不是嗎？我們向導也說見。”

這是個不大不小的景區，也是個自然村落，平時基本沒人來，只在春天開梨花時，有一些遠道而來的客人。片場就在村子里，劇組則住在村外唯一一間景區酒店中。這種條件下也別挑什麼五不五星單不單間了，所有人一視同仁全住標間，工人師傅們有些就干脆到村民屋子里借宿了。

老杜把住宿條件一板一眼地通報解釋了一遍，寬道：“還是有好的，熱水快，有電熱毯，毯管夠，您還好就拍幾天，將就將就。”

哪知這個“幾天”就變了一周，又從一周茫茫然地無限期了下去——

因為天它老是不晴，太它老是不出。整天著，對于需要自然的戶外戲份來說，無疑是災難。

B組的攝影風格是釘死了的，唯其影流淌歲月靜好，才更能襯托犧牲的殘酷無常。一個革命者，死的那天也許天是藍的，風是暖的，鳥是的，蘆葦蘆絮紛飛，自然界的一切都很好，但就是死了，與好的一切作別。

這是栗山一貫的死亡學，雖然他只擔任總監制，但他的風格顯然強烈地影響著整部片子。因此，除了等太，B組也著實是沒別的辦法了。

分管這邊的制片人天天半夜爬起來看星象，就差自己跪地上起一卦了。有時候難得晴一個小時，整個劇組人仰馬翻，吭哧叮哐一頓兇猛作，還沒來得及調好，烏云便又來了。

應那晚上就了風寒，頭幾天冒昏沉，后面幾天別的癥狀倒是沒了，但一睡覺就咳嗽，直咳得腔疼。

睡不好，第二天仍得早起化妝，然后在對太的漫長等待中昏昏睡。

商邵每天例行問拍攝順利與否，應不想讓他多擔心，總說“順利”，“順利”得超期了六天后，瞞不過去了，老實代：“一直在等太……”

“等太？”

“嗯，沒太，就沒有導演要的覺。”應坐在小馬扎上，答著答著，想咳嗽了，便找個借口說導演找，匆忙之間掛斷電話后，撕心裂肺咳嗽起來。

俊儀一邊拍著的背，一邊把一旁沏的八寶茶遞給潤。細心，沏茶時將芝麻挑了，多放了幾片蘋果干進去。

“我借了廚房，給你燉了冰糖梨。這麼咳下去不行。”

“這麼……拍下去……咳咳……也不行！”俊儀拍得很用力，應只覺得肺快給拍出來了，“好痛咳咳咳！……別、別拍了！”

程俊儀趕收了手：“你是不是都把藥扔了？”凝著眉頭。一天三頓按劑量喂的，偏就是不見效。

“我吃飽了撐的……”應咳得臉煞白。

原地待命的劇組和對手戲演員們都很關心，但關心了這麼些天，話都講干了，再聽到，都是見怪不怪的勁兒。

“我問一問阿姨，有沒有好的食補方子。”俊儀說。

“別。”應按下手。

進度擱淺到第七天，總制片人、栗山以及從香港來探班的出品方之一一起到了現場。

應雖然早猜到到那個劉宗是出品方之一，但看到他出現時，心里還是咯噔一聲，總覺得病都更不愉快地起來——

因為跟在劉宗后的，還有于莎莎。

或者說，上次在宋時璋公司見到的那批人里，這次只有于莎莎被獲準跟在他側。

主演病了，又超時了這麼多天，理應首先被關懷。總制片給帶了藥，噓寒問暖一陣子，話都讓制片主任老杜給代為答了。

“怎麼一直沒安排應老師去省會醫院看一看呢？”總制片問。

塌方公路早就搶修好了，暢通過去不過一百多公里。老杜支吾著答不出，應主說：“每天就那麼點出太的時間，走了就耽擱進度了。我還行，白天不咳，只有晚上睡覺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