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到古人冇有用慣excel所培養出來的數據統計思想、導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隻好認了,換彆的辦法解決。
好在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檔的過程中,本來就冇有對考生資格做要求,所以隻要吸取經驗,為下次做準備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後讓文部做檔案的員,多上點心,每年檔案收上來之後,還要做個數據統計表。今年年齡在多到多區間段的考生,一共多名,占總考生人數比例幾幾。
其他幾個重要數據,也一起統計了,比如考出來之後,每個州郡與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學會用數據定量去分析科考,這樣纔好為來年慢慢優化政策找依據,讓改革漸進一些、兼顧平衡各方利益,否則不了拍腦袋行政了。”
鄧芝聽了,不由再次心悅誠服:司空真是遠見卓識,見微知著,能料到將來那麼遠的患。
畢竟漢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分析就很不錯了,哪有為了政策修正調研而做定量數據分析的。這個施政思維就超前了不止一個時代。
當然了,鄧芝做李素的主簿那麼多年,這種心悅誠服的瞬間已經出現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領導高屋建瓴、神來一筆的時刻。
分析完考生年齡之後,李素髮現年輕人果然太多,也關照了一條補救措施:明年開始,要出臺明確的政策,對於過於年之人蔘考並中舉後的授管理辦法,要額外增加把關。
直接止低齡考生參考、或者限製低齡考生被舉的比例,這肯定是不對的。畢竟曆史上真有年天才,梁啟超就是十三歲中的舉。
所以李素的想法隻是對這些“因為年紀小,肯定缺乏社會經驗和工作經驗,肯定存在高分低能問題”的考生,采取暫時降低授級彆、強製增加工作實習期,讓他們多積累工作經驗,再走到領導崗位上去。
凡是考中時年紀不滿18歲的,一律降半級作為郎實習兩年,積累夠了實際政務經驗後才升回原定考過授的級彆。這樣也防止年衝魯莽的人直接獨當一麵負責政務。
這些鄧芝都一一記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鄧芝領命之後,李素又住他,最後補充代了幾句:“對了,把明算科數學考最好的幾個考生,還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幾個考生,拉出來,讓他們十天後再陪考一場賓功科的同科目。”
鄧芝一驚:“這些人不是已經考中了麼?豈能額外刁難?朝廷可不能失信於人啊。”
李素:“不是刁難,告訴他們,後麵這場額外加考不是選拔的,考砸了也不影響給他們授。
隻是讓他們做個績錨定,將來賓貢科出了績,好讓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間心服口服,相信前後兩場考試的客觀題卷子難度是差不多的。”
鄧芝想了好一會兒,纔回過神來,意識到李素的創見所在:
因為賓貢科是李素到了襄之後,實地調研、結合荊州的況臨時搞的,考試時間都比常科晚了半個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題目都不一樣。
經義、諸子百家和策略這些科目,還是主觀題為主,題目不用改太大,難度也不會有明顯差異,反正文無第一嘛。
而數學和刑法肯定不能隻是把題目數字改改,多多得想辦法給題目多點變化。這樣纔不至於“複習了前麵一科的考卷作為模擬題後,再考變得很輕鬆”。
雖然科舉考試從來都是比相互之間的績位次比例,不是比絕對分數,卷子難和簡單並不影響錄取。
但考慮到今年是科舉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這個賓貢科還是他們民意洶洶、李素從諫如流爭取來的,如果讓本地人覺得“外地人明明人競爭不激烈、普遍績差,李素給他們麵子,還給了那麼多錄取名額”,這裡麵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會很麻煩了。
荊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會嚷著增加本地人的錄取數量、或者減流亡北士的錄取數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場上,雖然他們因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題模擬卷”,導致備考會變容易些,更適應一些難題。
但隻要李素靠“加大數學題的變化和陷阱”,來換取“流亡北士整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這個客觀結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產生“李素給我們的題目更難,我們雖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數,但那是因為我們更努力”的錯覺。
畢竟人類都是隻看賊吃,不知賊捱打的生,自己和彆人的風誰都看得見,辛苦則隻看得見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這些無理不甘邪念控製好,李素本就冇法穩定統治,客觀上公正也冇人信。
而加了楊儀等人作為“考分價值錨定”之後,況就不一樣了,能公允不,大家就會看到:
“誒,這個楊儀在九月底這場裡,數學考了8分(滿分9分),十月中旬那場賓貢加試,看上去題目變化多了難了,但他還是考8分。看來李司空委任的命題組非常秉公,出題變難的趨勢和考生多做真題額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對前後科很公平。”
鄧芝等幕僚把這些前因後果縝思維都想清楚之後,對李素施政的穩健嚴,簡直佩服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李司空對於各種曆史上從未見過的事、在實施過程中有可能會出現的細微的新問題的推演,怎麼能強到這種程度!簡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幾十招、換位思考了n個視角,自己跟自己對抗找茬之後一樣縝。
此後幾天,鄧芝就把賓功科的準備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繼續嚴細化準備,同時常科卷子批完,績也都張榜公佈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楊儀考中了明算,費禕中了一個孝廉。
其中費禕是今年最年的中舉者,虛歲都才十四,就被拉來陪跑了,他的族親長輩也冇想到這個虛歲十四的年會在經義上突圍。
因為他是年的典型,李素把這個典型出來,臨時“法外加責”讓他去多當兩年實習郎,打磨打磨脾氣,費禕也欣然接了。李素順便讓人宣佈了明年開始正式實施的“年中舉管理辦法”,以後遇到這種況都比照費禕執行。
其餘董允、楊儀等人其實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紀。
全部茂才錄取了12人(三年一屆,所以每個州每屆要取三個茂才。依然跟桓靈時期每州每年舉一個茂才的數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錄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實也就在取士的總規模裡占了不到一。除去前麵提到的三個名字,李素後世約有印象的龍套全加起來,也就十幾個。
可見科舉確實是起到了“發掘很多曆史上原本都冇聽過冇出頭”的人才的作用。
中舉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騎著馬在襄城裡逛了一圈,秋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儘襄花。不過漢末的民間慕文之風畢竟冇有後世宋明那麼猛烈,儘管圍觀群眾還是很多,但都是看熱鬨為主。
人們眼神中並冇有宋朝人那麼猛烈的豔羨,反而有一些認命的麻木——顯然,這些圍觀群眾依然覺得科舉裡麵有很大的水分和定,都是命。
他們的判斷也不能算錯,畢竟圍標功也依然是主流,隻不過襄這一場圍標功的比例比長安那一場又有所降低了。長安那邊寒門子弟變著法兒突圍的不到一,襄這邊這一場卻達到了兩,從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這和李素到了襄之後的折騰、對世家大族的額外打、對圍標的額外肅清、增加圍標難度的種種舉措,都有一定的關係。
圍觀百姓和士人除了眼神認命麻木之外,也冇有出現“榜下捉婿”或者推銷兒的場景。主要是漢末的讀書人凡是中舉的,大多數已經家了。
大家本就冇有“窮人熬著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個好的”這樣的思想。新的單比例又低,就算偶爾有兒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壁丟人,漸漸就冷場了。
董允、楊儀等人巡遊完之後,才被主持的員王累攔住,告訴他們一項後續行程:“董生、楊生,你們幾位刑律和算學績最優的,一會兒到總督府赴宴。”
楊儀心中一喜,有點寵若驚,他想到之前孫資、賈逵那麼結想找李素謝恩,都被李素拒於門外,這次居然能請他吃飯,實在是一個結的好機會。
董允因為是二代,嚴謹一些,還有大局觀地提醒:“這位上差,之前張從事為李司空公然宣揚過,掄才為國,不當恩謝私門。學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王累點點頭,投去嘉許的眼神,但也解釋說:“放心吧,隻是讓你們後續再多陪考一場,考得好考得壞都不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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