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三天的豬漲價之后，西湖問政大會正式開始了。

　而因為杭州古稱武林，當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所以這次大會早在長達三日的東坡漲價風中便已得了個諢名，喚做建炎武林大會。

　但不管什麼名了，都不耽誤西湖一時人頭攢，士民百姓踴躍至極，以至于始作俑者趙家都有些驚愕。

　其實，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簡單到不言自明，那就是雖然南方地區頂尖士大夫迭出，可那只是這些士大夫的個人就，卻不耽誤自古以來南方作為一個整就一直于政治洼地，南方群從地域上而言就天然于政治劣勢。

　與之類似的，還有蜀地，而一江之隔的兩淮，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

　這種況，從大宋建立開始就很明顯，彼時作為被征服的南方一開始就是統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區域。等到了靖康之后，建炎天子首開問政風，大幅度讓渡皇權，宰執與六部九卿實權大大增加，公閣、閣員的政治地位漸漸豎立，太學問政也已經為國之重事，而南方依然因為遠離首都，跟這些事無法搭邊，這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政治疏離與政治。

　與此同時，偏偏經歷了靖康之變后，兩河俱失，中原、關西、京東俱損，南方在國家部的重要程度變相大幅度提升，而且國家還需要北伐，這就更需要南方的財力力支持。

　這種況下，矛盾也自然就出來了。

　而這個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漸漸跟失意道學、賦閑下野員合流的一個基本背景……按照大家的理解，趙家此番南下，就是為了化解這個矛盾的。

　所謂政治協商大會，就目前來看，無疑是仿照著太學問政這個例搞出來的一個化解矛盾的好方法，最起碼形式走對了。反對派嘛，也是數，大家本意上還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把江南抖一抖，團結起建制派，局面還是大好的。

　話說，可能是因為江南十月小春的緣故，一場初冬小雨之后，非但沒有降溫，反而有些氣候和煦的覺，這種時候，隨著大會正式召開，西湖畔的諸位熱不免更加一籌。

　第一日的時候，很多都是集上書，而這種集上書卻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來劃分，通常是一個州郡的宿老名士帶頭，而上書的形式也都文采飛揚的一整篇文章，但細細看容，卻多是一些老生常談甚至于大同小異的東西。

　第一條一定是要趙家親賢臣遠小人，接下來一定是要厚德載，一定崇儉去奢，一定要廣開言路，一定要善待百姓，一定要兄友弟恭……

　這當然都是很正確的建議，但每當趙家當面認真問他們誰是賢臣誰是小人時，他們卻往往表現的一塌糊涂……最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場的，當面把文書上去以后就在趙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搖搖墜，一開口就口吃語塞；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維持姿態回答問題的面人士，也多在說了幾個名聲比較好的大臣后變得顧左右而言他。

　開什麼玩笑？

　雖說南方因為加稅的事對幾個當政的宰執都有怨氣，可你讓他們當著呂頤浩的面說誰是小人，他們也真不敢，呂相公沒有隔夜仇這名頭，東南士民比中樞印象深刻的多！

　便是隔空說首相與樞相的不是，難道就行了？

　說尚書也不行啊！沒看到那個說尚書的侍郎直接被趙家弄死了嗎？

　不如不說。

　至于崇儉去奢，趙家細細去問，他們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覺得家在東京挖魚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們又沒見過，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當面這麼講，又不免尷尬。

　至于家所穿的大紅袍子也是半舊的，那就更不好說啥了。

　談起寬刑仁恕，趙家再問他們之前《刑統》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們甚至不知道早在堯山之后，為了安老百姓，《刑統》就已經朝著寬恕這個角度大修過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寫的很棒，真問細則，往往是說不出幾句像樣的話來。

　不過，即便是對于這樣的文書，趙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讓兩名一看便是富貴面相的翰林學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禮認真收下文書，同時還會親自避席給對方賜下座位，乃是要這個帶頭之人在隨后的問政過程中‘以備咨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寫得格外好的，或者應答還算面的，一般還要問問有沒有功名出？如果沒有，那自然會當場賜下一個同進士出。舉薦的人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還要發出‘赤心騎’去征召，邀請對方來現場奏對。

　且說，一開始的時候，隨行的三位相公里，呂頤浩對這種事是很不滿的，他就覺得這種環節沒啥意義，而李綱雖然沒有反對，但他沒反對只是因為他政治起勢就來源于太學生伏闕，所以不好直接反對，實際上他對這些步中年早已經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認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輕人以及知名士人來問。

　但很快，隨著這種形式主義大于實質容的上書為風后，李呂二人立即就意識到了趙家這般作為的真正意義了——意義其實就在問政本上面。

　下面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麼謀集團，看他們組團上書的模式就知道，還是據地域組團，因為這年頭他們想串聯都無法越過地域這個限制，送上來的文書也多是和稀泥，明顯是中和了地域部綜合立場的廢話……再加上他們本都是儒家士大夫，又不大可能真因為那些賦稅導致什麼切的經濟力，那哪來的那麼多怨氣？

　這個時候，趙家來到杭州，對他們展示出一個態度，給予他們一定的政治待遇，本就能夠達到拉攏和舒緩對立氣氛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這種明顯形式主義的問政，也依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功……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皇帝，也考不上進士，這次能代表一個州、一個軍，領著一群家鄉子弟見到趙家，當面提出意見，哪怕話都說不利索，卻依然還能從形式角度被接納，并得到禮遇，恐怕已經是人生巔峰了。

　而既然借著趙家這個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巔峰，那麼自然要改變立場，為標準的建制派，轉過去，誰當他的面說家不好，那一定是要憤然辯駁的，誰要是說朝廷哪個策略不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說出朝廷的難，為朝廷大略進行辯解。

　到了第二日，哪怕是一開始沒有類似準備的地方州郡，也以及倉促聚集起來，推舉名士，并連夜寫好文書，代替地方行此方略……以完這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就這樣，一連兩日，趙家和三位相公幾乎是見完了兩浙路，大部分江南東路、福建路，部分兩淮路的‘提案團’，很是滿足了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虛榮心，也讓杭州城的歌功頌德之聲漸漸明顯起來。

　似乎一場團結的大會將會勝利閉幕。

　不過，也就是如此了。

　從第二日下午開始，就開始陸續出現了一些像模像樣的上書，很多真正想討論實際問題的人也隨之現了。

　比如說之前的江文士蘇白、李韜二人就帶著一群常州年輕士子單獨上奏，寫了十幾條事，全都是舉措。

　其中，建議集合東南海船，將‘營十萬眾’從滄州登陸，直取燕云這種話，當然是典型的書生之見……真把營十萬大軍送到那地方，就是一個喪失后勤被圍殲的命運，蛙跳戰也不可能跳這麼遠，何況東南方向已經很疲敝了，再強行征船說不得就會把海商海盜。

　不過，關于在各地設立地方公閣，如三舍法那般層層傳遞，以廣開言路的法子，卻與趙玖來之前跟宰執們討論的條款不謀而合。

　故此，趙家當即賜予二人同進士出，并授予書郎職銜，要求二人聯合那些‘以備咨詢’的地方士大夫首領們，一起從東南開始，籌措此事。

　這件事，進一步引了西湖畔的熱。

　可就在大家準備繼續踴躍發言之時，當晚卻又有旨意傳出，家已經連續兩日召見士大夫了，其余商賈僧道，以及市井農工一直都沒有機會覲見，故此第三日、第四日，家將暫停士大夫的覲見，轉而召見那些人……第五日再恢復問政。

　這個旨意，堂而皇之，也不好反對。

　然而，退休的許景衡許相公此時卻表達了一定的憂慮……他害怕僅僅再留下一天給士大夫，還空出兩天的閑期，再加上趙家和氣的態度，很可能會使得一部分真正有怨氣的士大夫們趁機完串聯的最后一步，在最后一天搞出真正的大新聞來。

　許相公的擔憂當然不無道理，可李、呂二位，外加趙家似乎全然不在乎，那就沒辦法了。

　暫且不提許相公的憂慮，只說接下來兩日，到僧道、商賈以及尋常百姓參與這次武林大會了，而他們的參與方式就與士大夫徹底不同了……僧道、商賈多是來花錢求皇家庇護的，所謂揚州那邊的例嘛……而趙家也樂的賣鬻職，明碼易。

　什麼東南禪宗五寺，什麼福建海商，或者家里開窯廠的、做綢轉運的，甭管你是話頭禪還是閉口禪，甭管你是走南洋還是想走東洋，只要給錢，萬事好商量。

　順帶著，這些來說話的豪商、僧道，也為了‘以備咨詢’的人，準備被納地方公閣系統，為榮的制人。

　至于前來覲見的尋常百姓，說實話，數量相對于那些士大夫、富商、僧道而言，就顯得格外稀了，而且他們更多的是來告狀……誰和誰離婚，誰和誰爭產，誰覺得自家的誰是蒙了不白之冤，甚至還有人來告哪里有食菜魔教！

　對此，趙家置起來就更簡單了，全部轉給有司……也就是傳說中的相關部門。

　唯獨一個食菜魔教的告，因為就盤踞在錢塘江對面的蕭山，所以，上下無人敢怠慢，前班直統制劉晏親率前赤心騎五百，連夜渡江，輕馳蕭山，乃是在第二日一早，便將那個食菜魔教首腦連著骨干數十人給帶回了杭州。

　這一日，是十月最后一天，也是建炎武林大會的最后一日。

　人盡皆知，今日會不太平……不是因為那個食菜魔教的事，而是因為正如許景衡之前憂慮的那般，之前兩日的空閑功夫，再加上已經悉了大會的運作方式，而且趙家也終究展示出了一副‘明君姿態’，這些士大夫卻也是終于鼓起勇氣，完了最后的、超越地域，以政治立場為核心的串聯。

　而這些串聯本就是半公開的，那些江南名士各據酒樓，引經據典，聯名推舉，誰誰誰代替誰誰誰上書，不用楊沂中去查探，他們自己就嚷嚷的連西湖底下的鯉魚都知道了。

　果然，上午時分，沒過多久，趙家很快就接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上書。

　“大赦？”

　西湖南岸、凰山下的空地上，一半舊紅袍的趙家背山對湖而坐，使相呂頤浩作為一名在任的相公，直接在幾案左側陪坐，然后李綱、許景衡分左右領銜，數以百計的‘以備咨詢’的士大夫、富商、僧道各列左右，順著稍微有些起伏的山勢往下排座……此外，家后還有數名近臣，更有數百名前班直全副甲胄橫列如林，在外圍肅立……涇渭分明之余也顯得頗有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