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九年春，上元節，趙家在凰山上進一步申明了自己依然是在相忍為國，然后一心堅持北伐的大略……當然，在東南民間那里傳聞是趙家拖劍賦詩，威嚇住了形勢戶們……但不管如何了，上元節后不久，趙家此次南巡過程中的重中之重，也就是以永不加賦和攤丁畝為核心的賦稅改革，正式在翻過了最困難的一座山，達了階段勝利。

　最文風，但也是所謂東南地區的核心所在，兩浙路與江南東路正式完了針對形勢戶的土斷與檢地工作，相關改革在形勢戶那里率先完。

　而同樣是春耕期間，依然駐扎凰山的趙家再度正式下旨，卻是點出了兩件大事……其一，乃是給東京諸宰執、閣大員，以及各地營都統、統制的明旨，卻是最終定下了最后的擴軍計劃。

　旨意清楚無誤，從即日起開始擴軍，而到今年秋后，營前、后、左、右、中、騎、水軍，須到達滿額三十萬眾的規模！

　旨意雖然沒有最終員額，但本瞞不住有心人——從后勤與各地征兵規模來看，絕大部新增員額依然分給了韓世忠的營左軍，吳玠的營后軍，李彥仙實際負責、名義上屬于營中軍的的陜州-河東方面軍，以及曲端的營騎軍。

　很顯然，這位家終究還是下定決心，要從河東的表里山河打開局面。

　這一點，大家早有預料，畢竟是軍事戰略的客觀需要，唯獨這個期限，卻是說明，趙家的北伐決心依然未變，原定的時間表也沒有變化。

　換句話說，隨著趙家此番南巡眼可見的‘功’，北伐的步伐也越來越近了。

　實際上，趙家的第二道旨意，正是在東南正式、大面積推廣賦稅改革的。

　而這第二道旨意，本就是與東南使相兼兩浙路經略使呂頤浩的文書一起，發往東南周邊各州郡的，乃是一并要求江南西路、兩淮路、福建路在春耕后進行類似改制。

　旨意中，趙家幾乎以坦的姿態明確指出，這次改制本意是因為靖康之變導致國庫空虛，無錢糧養兵與北伐，所以進行了東南、荊襄的加稅；而東南、荊襄加稅賦固然為國家穩定和即將到來的北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使底層貧民負擔加重；而自古以來，民不聊生則反，前有方臘，后有鐘相，前仆后繼，不可不嚴肅以對。

　故此，值此北伐大略將之際，務必要完賦稅最重的東南地區財賦改革，以使底層百姓稍得息之機，方可再圖大計。

　如今，兩浙路、江南東路皆已推行改革，且有大略可觀，可見此事確系可行，故推行其余四路，以安人心，以定社稷。

　至于若有人膽敢存私心而廢公務，挾大勢而敷衍局部，乃至于推三阻四，明抵暗抗，必將嚴懲不貸，格殺勿論。

　旨意既下，又有東京正式邸報、凰山臨時旬刊并發天下，一時間海，上下悚然。

　隨即，春耕既過，旨意既發，東京方面再度遣問安使至凰山，請家回鑾，并上報去年家南巡后朝廷所歷大小事務以及諸宰執于閣統判結果，請家審查統覽。

　然而，趙家再度公開下旨，一面表彰幾位相公以及所有閣重臣留守東京勞苦功高，行事妥當；一面卻公開回復，自己將繼續在凰山，等待周邊諸路新政落實，以防東南生。

　倒也頗有幾分此間樂，不思蜀之態。

　東京上下無法，只能保持兩地通信順暢之余，努力施、協助地方，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上配合趙家的財賦改革，并派出監察史巡視地方，兼遣人往比較近的兩淮協助組建公閣。

　就這樣，趙家依舊留在東南坐鎮，而接下來，自晚春時節往后，漸漸夏，隨著周邊各路開始推行新政，卻果然是況迭出。

　譬如說經濟量本不遜兩浙和江東的兩淮路，從南方來看算是北方，從中原來看算是東南，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發生任何想象中的嚴重抗拒行為。

　這不僅僅是因為王貴所駐扎的無為軍就在江淮之間，也有所謂京口瓜洲一水間，一江之隔的江南諸事兩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準備的緣故。

　除此之外，兩淮到底距離東京還是比較近的，素來在政治上服從中樞，也屬于朝廷核心統治區域，便是兩淮路的使臣、揚州、壽州、亳州、廬州這種大州府的親民也多是朝廷宰執或是趙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執行起來異常得力。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在于，當日淮上是切到了靖康戰波及的，淮北是有流離之態的，淮南也合力支援過淮上作戰……而且，淮西、淮東俱為昔日朝廷營屯兵所在，韓世忠和張俊當日在趙家駐蹕南時的職分別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東制置使……一開始兩淮士民便從骨子里明白朝廷的權威和營大軍的強力。

　何況，在新政之前，還有營擴軍籌備北伐的示意呢？

　這種況下，兩淮那里敢真得鬧對抗？

　但是，正所謂極必反。

　兩淮固然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抗行徑，卻反而有些做的過火，尤其是淮西，多有當地吏滋擾、乃至于借機盤剝地方大戶的形……而這種形，隨著兩淮組建起了公閣后，卻又迅速引起反彈，地方形勢戶們以公閣為組織形式，聯絡監察史，乃至于直接上告東京，將矛頭對準了地方府。

　雙方一時間不可開，爛賬一堆。

　只能說，當日劉大中一語中的，兩淮這里已經開始有了形勢戶借公閣與府相爭的局面。

　長久下去，怕是要形結構的問題。

　與之相比，江南西路那邊就干脆多了。

　彭蠡澤（后世鄱湖）那里，直接有兼巫道、豪強、水匪的人聯絡造反，詐稱鐘相、楊麼，自封齊天大圣，迅速席卷多個州縣，還打出了順江而下，打破凰山，活捉趙家的口號。與此同時，好不容易又安定下來，但素來有造反傳統的虔州南部地區也跟著鬧了起來，靖康之后，虔賊三度現世。

　而一個彭蠡巫道水匪，一個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了規模。

　當然了，朝廷這一次是真的早有準備，無為軍那邊的王貴立即順流而上，經江州進彭蠡澤，與此同時郭仲荀的營預備兵也毫不猶豫，立即從虔州北部出發，展開了第二次對虔賊的圍剿工作。

　這還不算，早在春末，劉錡的軍隊便開始以讓軍士休假往歸黃河的名義漸漸分散向北，卻又在池州一帶候命不渡，此時更是直接集合起來向西。

　結果就是，前者耗費一十七天，后者花了二十三日，兩場叛直接在仲夏到來之前便做出了了斷。

　然后，劉錡部真的就北走歸黃河了，便是王貴部也直接在戰后北返候命，至于凰山那里，則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開了大門……郭仲荀部萬人，進行了選和汰換，一半弱兵繼續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卻是趁勢轉向杭州，往駕前匯集。

　當然了，隨著徹底的軍事清掃工作結束，江西的土斷、檢地自然也隨之徹底強展開。

　至于福建路，與江西和兩淮又都不同。

　首先，福建路是與兩淮一起圍觀了兩浙、東南改革的，同樣心里有譜。而且福建的士大夫在這年頭就普遍極高，幾乎每個州府都有名的士人，可以號召鄉里，甚至早早進行籌劃預備。同時別忘了，福建路被人口稅的剝削是最嚴重的，趙家的新政對他們而言是最解放的。

　但偏偏，福建又因為山地縱橫，造就了這個地方的鄉土宗族勢力近乎于獨樹于時代的強大。

　種種況，最終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產生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導向——問題不在于形勢戶如何對抗國家，也不在于什麼府公閣產生矛盾激烈矛盾，而且也沒有幾個真造反的，問題在于地方和地方之間因為檢地、土斷問題而產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

　且說，檢地和土斷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公平分配稅額。

　然而，當檢地和土斷的結果依照著地域與原來的總額度比較，產生了必不可的差額時，那些或多或的差額，再配合著永不加賦導致的總額不變，就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

　變了的，自然是覺得自己之前幾百年都多了，變多了的，自然也會覺得自己了委屈。

　結果就是，州府和州府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鄉村和鄉村之間，往往會因為幾百貫、幾十貫，乃至于幾貫、幾文的稅額分配產生激烈爭執。

　而這種爭執，在州府一層和城市之間還能得到調解分配，或者說是還能用文書來說話，還能聽上級的獨斷。但是，隨著上層、中層漸漸抹平，差額下放到了基層，尤其抵達村社一級的時候，卻因為大規模械斗的出現忽然失控。

　這當然是極度嚴重的問題，其破壞力本就不亞于之前隔壁江西造反，但偏偏面對這種況，上下一時都不知道該怎麼應對……首先大家只是部爭斗，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對抗大宋，甚至連縣城都沒，總不能說直接把郭仲荀跟楊沂中的部隊調過去鎮吧？

　可若說只算惡案件，讓地方府下去審理便可，怕是也不行……因為，這種基層械斗，一則混二則包庇，哪來的案和人犯？而且就縣衙那幾個差在村社那幾百上千持械青壯面前到底算個屁啊？有什麼執行力？

　于是乎，眼睜睜的，上上下下便看到福建路因為這個事陷到了一種怪異的整混之中。

　一時間，便是之前還因為兩淮的服從、江西的快刀斬麻而自得的趙家，也在凰山上傻了眼，只能匆匆按照李綱的建議，一面派出許景衡、劉大中、范宗尹、梅櫟等人為首的‘代天子調查團’去福建各和稀泥，一面匆匆要求各的福建籍吏……離得近的直接回福建維穩，離得遠的，也要趕寫信回去疏導。

　但是說句實話，這個時候，這位家就已經察覺到不妙了，因為他大約是能看出來的，那就是福建路的問題，非但是最出乎意料的，也是實際上最嚴重的和最困難的。因為一來它的規模是遠超想象的，幾乎整個福建基層都了；二來，乃是事發生的地方，或者說是發生的階層，本就是這個封建時代中樞權力難以有效及的區域……換句話說，他趙家本就是有力使不出。

　實際上也的確如此。

　隨著各方各面一系列的報告轉回，無不說明這一番讓人手足無措的福建基層，非但嚴重耽誤了生產，而且產生了劇烈的社會、營造了一系列地方矛盾。

　更要命的一點是，趙玖收到地方上漸漸平穩的訊息時，夏天已經要過去了……而這意味著，福建路的夏稅征收工作已經大面積損。

　甚至，連秋稅都保不穩！

　而莫忘了，趙玖為啥要南巡，要搞這個改革的？不就是為了北伐前團結人心，讓南方老百姓在北伐前稍微安穩一點，能并立向北嗎？

　那為啥又能北伐呢？

　還不是說眼瞅著這個財政預算，估計今年就能到位了嗎？

　但現在你一整個路夏稅都收不齊，甚至秋稅都收不齊，枉論還有江西也了一定程度影響，那你拿什麼北伐啊？

　而且江南到底到底算安穩了，還是沒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