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次李弘力主招黃巾軍一樣，這次李弘的重開鹽鐵之策也在京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在屯田需要持續投巨大錢財和國家財政枯竭的況下，這個波瀾掀的就有點適逢其時而又驚心魄了。

這是遠在并州的李弘所本想象不到的。

朝廷外，朝野上下，都陷了無休止的激烈爭論之中。廷的尚書臺和中們在爭論，外廷的三公府、大將軍府和王侯權貴、各級僚在爭論，京中的名士大儒、太學的士子們、門閥世族的家主、豪富商賈也在爭論。

最早爭論的不過是朝廷能不能重開鹽鐵，但後來就爭論到了大漢國的財政政策，治國政策，後來演化為學之爭，儒學和黃老之學以及其他流派之爭，整個都沉浸在了通宵達旦的論辯和清談之中，人人神激，個個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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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和土地一樣，是國家財政的兩大支柱，尤其鹽鐵之利遠遠大於農耕之利，更加凸現其對國家的重要。鹽鐵府專賣，如果控制得當，的確可以收益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流通不暢和貪污腐敗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鹽鐵之利就會巨減。這就和土地兼并造農耕賦稅銳減的道理是一樣的。尤其本朝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國策，商人地位低賤，商人們為了擺困境，紛紛買買爵，離賤籍，和商已經沒有明確的界限了。和商既然合為一，鹽鐵又是暴利的行業，加上朝廷腐敗，鹽鐵之利自然流向了私庫，國家的財政自然也就枯竭了。

在這種況下，重開鹽鐵，私商介經營，在理論上的確可以迅速讓大漢國的財政得到恢復，因為私商介經營，一來打破了府對鹽鐵的壟斷，無論是價格還是產量、質量，都會隨著百姓的需要而靈活波，益的不僅僅是商人，更多的是天子和皇室、國家和百姓；二來可以有效遏製鹽鐵行業的腐敗，打擊商勾結，減府和大司農府的損失。本朝建國初期，私商介鹽鐵經營，曾經為國家復甦和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

但問題是，商賈介鹽鐵經營，立即就會形富商巨賈，他們和大量兼并土地的門閥豪強一樣，對國家的破壞和威脅是顯而易見的。

商人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角，其流及慣常的明，對於本朝所追求的淳厚樸直的民風而言，極破壞，另外，商賈中不乏傑出人士，他們往往倚仗雄厚的經濟實力，形一影響國家政策的龐大勢力。

歷史上，這種人非常多。孔子的學生子貢是個鉅賈，他一出門，車隊列，車中所載的都是黃金玉帛，派頭大得很，當時他來往於各國之間，與各國君王們分庭抗禮。還有秦國的寡婦清。是蜀人，開礦起家，在當時富甲天下，秦王政為了跟這個寡婦見面，商談營商富國之事，特別開闢了一條馳道，把從蜀請來對坐而談。至於名震千古的呂不韋，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從營商開始直到執掌秦國政事十幾年，是以商賈之力影響國政的典型了。

臥榻之測，豈容他人酣睡。作為國家集權的代表，歷代君王們自然不能容忍在社會中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權力的力量。於是，自秦開始，歷代君王們便開始運用各種手段打擊能分化其權力的其他社會力量，商賈首當其衝。

商賈勢力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列國紛戰，各國諸侯急於尋找社會力量以壯大自，所以當時的商賈勢力得到了生存和發展。但自大秦統一六國之後，始皇帝和他的臣僚們注意到了商賈勢力所帶給國家的影響和威脅，於是，始皇帝逐步採取了打擊政策。其打擊手段主要有兩手，一是在國家政策上將諸多商品收歸營，以斷絕商人牟利的源。其次，就是利用各種學理論和社會教育打擊戕害商人，在百姓中形一種以商為賤的風氣。在這雙重打之下，商人們的生存環境越來越艱難，勢力迅速萎，再難形一獨立於僚控制之外，能對生活產生較大影響的社會勢力了。

君主在打擊商賈勢力的同時，為了平息士族階層和百姓們的怨恨，同時也充分認識到重農之策的優點，重農抑商之策便應運而生。

「因為鹽鐵本的暴利特，一旦放開經營，勢必迅速產生商賈勢力，那麼，這重農抑商之策豈不要被徹底推翻？本朝當初之所以採取重農抑商之策，是因為土地兼并已經嚴重危害了國家的穩定，但現在土地兼并也已經嚴重危害了社稷，此時突然改變祖制，推翻重農抑商之策是不是更加加速國家的衰敗？」反對放開鹽鐵的王侯權貴、門閥世族們異口同聲地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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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重農抑商之策的由來。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國的改革容中有所現，隨後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容付諸實施，到了本朝武皇帝時期，重農抑商政策再度實施並得以逐漸完備，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秦統一六國后，隨即統一了度量衡、貨幣和文字，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馳道和直道，修建了靈渠，發展了漕運，為全國範圍的資運輸和換奠定了制度和質基礎。當然，秦始皇時候，國家剛歷百餘年的戰，一切都很落後，商業更不發達。但是，自本朝高祖平定天下之後，大秦國所奠定的制度和質基礎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貨商貿迅速發展起來。

本朝吸取了大秦國滅亡的教訓，輕斂薄賦，只收十五稅一的田租。在對待商貿的態度上，也採取放任無為，不抑兼并的自有之政策，結果，商貿活非常活躍，產生了很多的富商巨賈。然而，這些富商巨賈們迅速把錢變了土地，土地迅速集中到數人手裡，當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賈豪強們避稅能力強，國家稅收隨之進一步減，迫使當時的大臣晁錯提出了「納粟拜爵」之策以緩解危機。到了武皇帝時期，為了籌錢征伐，開始賣賣爵，有錢人都有了爵位，看上去已經不是商人了，但本朝的國庫卻空了，不得已，武皇帝只好下令對富豪徵收重稅，以重拳打擊商賈。如果富人們瞞稅收，一經告發，則財產一半給告發者，另一半收歸國庫。一時間，「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本朝初期的放任自由，農工商並重的經濟政策，雖然幫助國家迅速恢復了元氣，走向了繁榮富強，但後期商賈勢力的過度膨脹和大量兼并土地卻嚴重威脅了國家的穩定和安全。富豪們大量兼并土地，造了大量農民生活貧困、流離失所。民為國家之本，民本一，國家的統治基也隨之搖。

本朝自武皇帝開始，意識到了商賈有積聚社會財富和危機國家穩定的強大力量，所以他立即採取了殺商政策，重農抑商，平衡商人和農夫的利益。從此，歷任君王都將重農抑商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忠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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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認為，抑商重農之策在打擊富商巨賈的過程中，雖然贏得了士族的支持，得到了民心，但過分打擊商貿活，卻最終傷害了耕地的百姓，傷害了國家，危及了社稷。

本朝四百多年來開荒十五億畝，黃河兩岸，中原地區，幾乎已經看不到森林，但國家為何還這麼窮？

本朝人口最多的年代曾經達到五千六百多萬，本朝近百年來的軍資開支累積達到五百多億，這麼多人吃飯，這麼多賦稅要，從哪裡來？土地。

國家龐大的財政支出是本朝的土地和百姓所無法支撐而又不得不支撐的。本朝的百姓在「重農」的國策之下，承擔著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數倍乃至數十倍的沉重負擔，苦不堪言。但本朝的「抑商」結果是什麼？由於貨本的特殊和必要，由於鹽鐵等商貿事實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後，卻是商不分，商勾結，牟利害民。

表面的重農和實際的重商，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屢不絕，國庫枯竭，社稷危機的本原因，這就是本朝重農抑商之策的最終結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於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卻不得不抑，明知道「農」之必須重，卻難得其重。本朝的農、商在王侯權貴、門閥僚的過分介下，已經長期於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如果再不力圖變革，本朝的社稷必將有傾覆的一天。

「如今國家危難，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啟用本朝初期自由開放，依法治國之策，以圖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讓步，高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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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者的這一說服，卻了大漢國最為敏的區域，那就是儒家學說和黃老學說的爭論？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爭論？

朝廷的爭論突然之間延到了太學，延到了名士大儒，延到了學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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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在本朝佔據主導地位，它的學說直接影響和決定了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和推行。

儒家學說倡導君權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統」的集權統治。大一統的集權統治需要一種與之配套的經濟政策，而重農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擊富商豪強獲得民心，穩定人口、易於管理等諸多優點，順理章的為國家首選。

推行重農抑商之策需要一個完善的文系，這一點儒家學說也幫助君主做到了。

秦一統六國之後，將郡縣制推廣全國。本朝從秦制。郡縣制的設立為國家權能的實施減了掣肘的力量，也為本朝理清了一條上下流的渠道，本朝僚系的角也隨之遍布全國各地。本朝的僚以「士大夫」為主，「士大夫」的份有「儒生」與「吏」的二重特。這種二重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國家政策時有積極的主，同時又因其份中「儒生」的特徵，從而使得「士大夫」的僚系有了部分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使得在民間營造「重農」風氣為可能。

本朝的僚系幾經反覆、幾經磨合，終於形了儒法的士大夫僚系，「禮治」與「法治」、儒生與文吏的結合日趨完。

由於士大夫的僚份，他們為統治者的一份子，參與了特權的分割。這種特權的實際收益使得士大夫們和君主的利益相連，他們因此了「重農抑商」政策的真正參與制訂者和推行實施者。士大夫們清醒地認識到商貿的過分發展，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商賈勢力的復甦，這對他們的地位和權勢有著巨大的威脅，這一點是以承擔天下道義之大任的士子儒生們所不能接的。

另外，儒生在為員之後，並沒有完全失去對自真正份的認識及社會道義的擔當。儒家學說里的「富民」、「教民」便為儒生的社會責任與道義擔當。在「富民」的問題上，儒家的主張是「藏富於民」。這種藏富於民的主張與國家的「重農」之策在名義上取得了一致，這也是他們積極主張重農抑商的原因之一。

所以，以儒家學說為本的僚們了反對變革的中堅力量，他們不但反對農工商並重，更反對鹽鐵放開。

名士大儒和部分持反對意見的士族僚們聚集在一起，以上奏，勸諫，論辯，組織太學學士到北宮請願等形勢，向天子和朝廷發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呼聲。